在交了罚款就可以代替整改成为某种“通行证”的现实语境下，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为我们破解此类问题，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和经验借鉴。核心一点，就是不停留于“一罚了之”的罚款层面，而是拓展到解决问题的层面。
一面是企业“宁交罚款不愿整改”，一面是环保执法越来越严格，罚单不断增多——据7月31日《工人日报》报道，最高法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，就如何处理企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，让企业“宁交罚款不愿整改”成为过去，给出了答案——“在具体个案中努力找准环境保护、经济发展与人民群众环境权益之间的平衡点。”
平衡企业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，从来就不是容易事。尤其对一些“排污大户”的企业而言，要求其花大价钱提升技术、减排达标，无异于大出血，甚至是“要命”。因而，“宁交罚款不愿整改”成了这些企业硬着头皮的选择。
比如，去年，中部某省环保部门对一家污染企业先后下达整改督办通知、停止违法行为决定等文书33份，罚款30余万元，但中央环保督察组对该省“回头看”时，发现这家企业仍然“污水排河道，煤泥堆岸边”。一时间，“33张罚单管不住一个企业”的新闻令人颇有些无力感。
执法是“发现一起查处一起”，惩处是“决不姑息、决不纵容”，甚至有时还是顶格处罚。但一段时间以来，一些地方仍然出现了“排污—罚款—继续排污—继续罚款”的怪现象。
原因之一就是违法成本过低，以建设项目为例，其环境违法行为最高罚款为20万元，但与大型工程动辄百十亿元的投资相比，“毛毛雨”似的罚款遏制不住企业违法排污的冲动。
其次，挣扎于环保与经济效益间的企业多为中小微型企业，在绿色转型升级和加强污染治理的任务面前，其资金实力、技术能力等成为显著的短板，想要平衡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，往往也无计可施。
此外，一些地方出于保护利税大户、招商引资等心态，难免也会对其环境违法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比如，在中央环保督察组检查那家被开33张罚单的企业时，仍有基层领导干部为之“站台”。
在交了罚款就可以代替整改成为某种“通行证”的现实语境下，最高法公布的典型案例为我们破解此类问题，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和经验借鉴。
一方面，本着就事论事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，对那些曾经“罚不痛”“罚不怕”“不怕罚”的企业和责任人，依据“两高”出台的司法解释、“最严环保法”，以及按日计罚等措施实施惩戒，形成有效震慑。在环保执法实践中，就有违排企业吃过近亿元环保罚单，也有违法责任人因环境污染犯罪而获刑。
另一方面，创新工作思路，为解决问题寻找更多可能。2017年江苏泰州“天价”环境公益诉讼案中，6家被告企业非法排放副产酸(危废液体)造成水污染，法院判决其赔偿环境修复费用1.6亿余元，但对该费用的支付方式进行了创新——如果企业能够通过技术改造对副产酸进行循环利用，其技术改造费用可以在环境修复赔偿金的40%额度内抵扣。这不仅减轻了被告企业的经济压力，也促进了企业技术改造，诠释了“罚款不是目的，环境保护和修复才是目的”。
上述实践经验的核心一点，就是不停留于“一罚了之”的罚款层面，而是拓展到解决问题的层面。这是值得很多行业和领域学习之处。比如酒店布草重复使用、食品加工卫生、工程建设噪声污染等，除了依法处罚之外，能否创新更多有效的举措，既可以让企业从处罚中接受教训，又能从长远角度切实解决问题?
让“宁交罚款不愿整改”不再是如意算盘，关键要防止钟摆效应——检查来了，数据美丽;检查过去了，一切照旧;查出问题，交钱了事;查不出问题，皆大欢喜。
除了严格依法处罚违法者之外，乱象治理、形成长效机制无疑是复杂而长期的工作。从其他地方和领域学习创新经验，探索更有实效的治理举措，是当前包括环境治理在内的诸多领域破解老大难问题的关键。
